刘香成
刘香成，1951年生于香港，1975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人文和政治科学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1976年刘香成师从《生活》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1979年，成为第一位被派驻中国的《时代周刊》记者。加入美联社，作为摄影记者驻留北京（1980～1983），后被派驻洛杉矶（1984～1985）、新德里（1985～1988）、汉城（1989～1990）和莫斯科（1991～1994）。
作为首席摄影记者和编辑，刘香成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涉及西单民主墙、中国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改革、斯里兰卡宗教冲突、苏联出兵阿富汗及苏联解体。
1989年，获得美国“全美最佳图片奖”。1992年，因对苏联解体的杰出报道，刘香成与同事一起荣膺“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与“美国海外俱乐部柯达奖”。1989年，被美联社执行编辑协会评为“最佳摄影师”。2004年被《巴黎摄影》杂志遴选为当代摄影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位摄影师之一。中国梦：与刘香成谈摄影
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
三十年前的1983年，《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发行，它是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刘香成的摄影作品合集。那时的中国正向着经济改革的纪元迈出第一步，1976年后，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对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1978年的经济改革仍像是发生在昨天。但是在刘香成的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段时间中走了多远。三十年后，现代化已经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刘香成捕捉到的生活场景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如此熟悉，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对于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们来说，《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收录的图像立即成了“中国”的化身。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1976年的“文革”中，过度强加的意识形态使国家经受了苦难，中国的形象是新奇而又有些陌生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国家注入了一股自由的新气息，为高度集中的思想松了绑。这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变革将要对长久以来的苦难进行补偿。从精神上来看，人们能够感觉到邓小平正带领着国家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照片展现了这段时期生活与社会中的诸多冲突。刘香成的黑白影像出版已有三十年，摄影也在技术、外观以及日常生活的流行范围上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变化。尤其是2000年以来，数码摄影的发展和更复杂技术的发明使得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拥有了捕捉影像的方法，我们通过影像看世界的方式也产生了变化。如今的技术可以让最初级的使用者对他们捕捉到的画面进行修饰、编辑和调整。照片的“真实性”已经成了昨日的传说。无论是照片的拍摄速度（随时随地一点即拍，只要几千分之一秒）还是相机为失误提供的补偿技术（自动调节快门速度、光量、光圈），或是计算机软件（进行编辑、处理细节、抹去不美观的部分），这些因素都对“一张照片”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摄影者和观众在观察一件事物时所需要进行的精神准备。凯伦·史密斯：我很早就听你描述了自己坚持的一种个人观点：照片——尤其是好照片，会更多地依赖于摄影师知道些什么，而不是摄影师看到了什么。作为一名记者，你会花大量时间阅读关于某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之后才觉得可以去亲眼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你年轻的时候，在你父亲的教导下翻译外国通讯社的文章，学习英文。你父亲在为一份报纸（《大公报》）工作，他是香港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员。香港是你出生的地方，是否香港也是你形成世界观的时候？刘香成：那时我还不怎么拍照，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台相机，应该是十二岁左右的年纪。我不记得相机的牌子了，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牌子。那时的相机和摄影就新奇的玩具一样，我没有“闲暇”去“看”或去理解摄影。那时，学习英文和粤语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凯伦·史密斯：当你从香港来到纽约时，在文化、物质环境、人与生活方式等方面你有没有感到有很大的不同？你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嬉皮士文化全盛时期，美国还卷入了越南战争，这两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的、相对更视觉化的意象。这些是否在后来影响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呢？刘香成：是的，我记得下飞机后乘坐巴士从肯尼迪机场到曼哈顿，当时立即对曼哈顿林立的高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迷失的感觉，这就是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你可能会觉得，从香港来的人不会感到非常震惊，但实际却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香港的高层建筑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全都集中在中环区，完全没法与曼哈顿相比，这种庞大的网格系统形成了街区，使得高层建筑一栋挨着一栋，堆积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混凝土钢筋丛林当中。它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整体的氛围是如此不同。当我安定下来之后，我给自己弄了一辆摩托车，后来换成大众甲壳虫。那时我还没找到任何兼职工作，没钱住在曼哈顿，所以我住在布朗克斯区。如果继续追溯到我高中的时候，追溯到我学习绘画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美学的角度去“看”。我父亲送我去他的一个同事那里上绘画课，他是一位报社编辑，也是一名油画家。周日的时候，他会带我到新界去。我们会找一个喜欢的地方，支起画架写生。我很挣扎，一方面我很喜欢绘画，但我在技术方面并不擅长。当然我也受到过一些赞许，有一个比赛接受了我的一幅画，并在市政厅（位于天星码头旁的中环）中展出。但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感到很挫败，因为绘画、混合颜色、素描、画出轮廓和形状等都需要高超的技巧。也许是我没有认真吧，那毕竟是在周末上课，和到艺术学校学习绘画还是不同。但是我仍相当有兴趣地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高中考试时，我参加了艺术考试，但失败了。关于这次考试我之前考虑了很久，为了获得与纸张大相径庭的效果，我选择了聚氨酯画板和彩色铅笔。这次失败使我非常震惊，我之前认为这非创意。在纽约的最后一年，在我的选修课程选择表中，对摄影课的描述非常普通，但是它一下就吸引了我。基恩·米利是谁我并不知道，但还是决定选这个课，因为它关乎创造性、关乎视觉，我只是有些好奇。凯伦·史密斯：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想过用摄影来探索中国吧？刘香成：在我的脑海中中国一直离我很近。我在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很少有关于中国的报道，那时的《纽约时报》还没有在中国的记者。他们使用的是由约翰·伯恩斯的《环球邮报》报业集团提供的信息。纽约的其他报纸也都没有关于中国的内容。我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与中国相关的东西。尤其对耶稣会会士的宣传册记忆犹新，“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由耶稣会神父乐达尼（Le-Dany）出版，在四十八个国家以及中国发行。我在大学图书馆中热切地等着每一期记得有一次，可能是1973年或1974年，我到50街的现代艺术博物老馆去。大街正对面有一家图书馆，虽然很小，但是有很多参考书目。我走到中国区，在这里我可以找到马克·吕布（Marc Ribaud）的《中国的三面旗帜》（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1966年初版）。突然间我为之动容了，我曾参与过“三面旗帜”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我被吕布的照片迷住了，多次回图书馆去看，甚至是在我自己开始摄影之前，我还会去看。凯伦·史密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大跃进”及由此产生的大饥荒发生时，你就在那里，之后由于情况太糟，你的家人将你送出国门。作为一个青年人，你在中国受过苦，因为是官僚地主的后代，你还在少先队中遭到排挤，来到美国后，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还保留着对中国的眷恋呢？刘香成：我父亲的影响非常重要。《大公报》是一份激进的“左派”报纸，由北京资助。即便是在我来到美国前，我都记得那些不能报道的故事使我父亲感到多么沮丧，比如美国人首次登月不能报导。报纸是由北京出资资助的。我不知道宣传工作为何要那样做，但是接受资助就意味着要跟随北京的路线，报道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忽略一切令人不安的新闻。讽刺的是，这种路线正是20世纪60和70年代，反对“越战”的美国自由派所采用的。他们的报纸所报道的中国与我父亲的《大公报》所报道的吻合。他们都希望中国可以变得更好。美国的左派学者要等上几年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他们不得不途经多伦多，因为美国还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我明白了一件事：在当时中国是有吸引力的，去看看韩素音或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书就明白了。大多数人对“文革”发生的事还表现得一派天真。凯伦·史密斯：是什么影响你进入新闻业的？是因为发现了摄影的力量吗？这种选择和你决定回到中国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刘香成：我有一种成为记者的冲动，想要追随我父亲的记者道路。这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我觉得美国的新闻行业竞争激烈，永远没有机会进来。这好像太困难了。这时美国还是一个白人为主流的时代。少数种族进入主流媒体的机会太渺茫。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阅读李约瑟关于中国的书，比如《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本书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是它的广度。我最初发现它是在为一份法理学作业进行调查研究，我想写中国法律哲学问题，写法家和韩非子，在寻找参考文献时我找到了他的书。它给了我一种看待中国的新方式，以一种远距离的、超脱的方式描述中国的过去和文化成就。我还读了罗伯特·J·利夫顿的《思想改造与集权主义心理：对中国的“洗脑”的研究》，这本书对人们的心理进行了探索，这些中国人在公开的批斗中心灵饱受创伤。这本书和包若望的书，以及我个人的经历都吻合。你可以这样认为，我想要了解得更多，而新闻业恰好又是调查事物的绝好方法。当然在美国，你能接触到很多资料。我比较幸运，正好有这样的机会。我认识一个教授叫利昂内尔·曹，他在亨特学院教中文，我上过一次他的课。他的老家在苏州，从哈佛毕业。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喝咖啡聊天，我毕业后也和他保持着联系。他知道我为基恩·米利工作，正在《生活》杂志做过实习生，对新闻业产生了兴趣，但也还未成型。利昂内尔为我安排与他哈佛的同学凯尔索·苏顿见面，他是时代集团的总裁。有一天，我还在基恩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了，他的秘书告诉我苏顿先生想要见我。我来到苏顿的办公室，与偌大的房间相比他显得很小。他只问了我一件事：“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我立即说我想到中国去。大概一周后，有一位著名的图片编辑约翰·杜尔尼奥克（John Durniak）联系了我，他是美国新闻摄影的顶尖人物，他让我带些照片给他看。见面的时间很短，他看了我带过去的照片，这些都是米利喜欢的，就是这些照片说服了杜尔尼奥克，他给我了一个在时代做实习生的机会。这些照片中有一些是关于无家可归的女人的照片，这是在莱克星顿大街上拍摄的。我还记得当时的拍摄方式是同情式的，在肖像照中包含着与她的对话。还有些照片是在一个犹太教机构中拍摄的智障儿童。凯伦·史密斯：你之前曾说：“教育和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年复一年，谁能经得住这样的风波，受得了这样的迫害呢？答案是中国人。”这就是你对中国“实用主义”的看法吗？刘香成：我提到了中国的实用主义，它与国家固有的物质贫瘠有关。在历史记录中，广大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忍受这样的贫瘠。人们需要在不利的物质和经济条件下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实用主义就是这种行为的结果。后来另一种情形加入进来，即政治僵化和控制十分恶劣，人们需要拥有生存下来的能力。为了报道任务，我后来到了印度和苏联，走的范围越广这点就越明显。今天的中国已经将这两点都打破了，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政府已经明令禁止了奢华用餐，只有中国会在吃喝上每年浪费十亿美元。凯伦·史密斯：你认为照片应当保存或记录那个时代，那是什么使得一张照片不朽？刘香成：一张不朽的照片需要能唤起观众的某种情绪反应。就如同苏珊·桑塔格的评论，这也是我同意的一种观点：“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而相机则是处于如饥似渴状态的意识伸出的最佳手臂。”我的照片抓取的是那些从毛的影响中走出来、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和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开始融入了世界。刘香成：我们可以将摄影视为一种视觉语言，但是我们只能将视线对准那些我们有一定见解的话题或主题，然后将它尽可能多地向观众进行展示。如果摄影能有这样普遍的认同感，它就能得以继续存在。反之，它就会消失。摄影的力量仍然存在，但是实际操作和经济情况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希望摄影的本质没有改变。1976年，马德升在星星美展上向群众阐释艺术观点
1976年，毛泽东逝世，刘香成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他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和眼神里感受到了变化。他有预感，新的时代要来了。这个判断影响了他一辈子。他的照片捕捉到的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景像，以至于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距离今日已如此遥远。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无比珍贵和熟悉的生活写照。三十年间，现代化进程已经渗浸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和瞬间，刘香成也在持续地记录中国的巨大变化。1978，上海杂技团，熊猫卫卫和它的驯兽员罗新奇。卫卫的节目是在舞台上表演用刀叉吃糖。卫卫表演得越多，吃到的糖也就越多。
1979年，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新建的经济开发区
1980年，北京，在照相馆拍摄结婚照的夫妇。为了节省开支，新娘选择了只有上半身的婚纱。
一张照片何以不被历史尘埃淹没而得以流传，其中没有套路。但好照片似乎有共性：能够打动人。刘香成陆陆续续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他的照片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走向更加多元与个性化。
1980年，云南。上世纪80年代，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现代时装开始影响中国的年轻人。1980年 北京 傅玉龙医生和开双眼皮的顾客
1981年，大连理工大学校园内，一个青年在溜旱冰。1981年，月坛公园，两个人在分享他们亲密的一刻。1981，北京公交车上的乘客
刘香成在接受采访时说：经典无非就是无数次的发表，观看的人多了就会成为经典，慢慢进入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图片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媒体能够取代它。图片是把一个瞬间抓住，使观看的人产生一种共鸣。要么是图片里面的人、要么就是图片里面的事情，用这种方式横向的切入了生活中的万象。如果图片只是记录的话，这不叫摄影。就像布列松和曼雷，他们都是带着对事件的看法、对美的理解去观察这个社会，摄影是很主观的媒介。1982年，北京，颐和园里的年轻人靠在他锃亮的进口摩托车上，做了个电影《地狱天使》中的造型；一旁的老妇人坐在汉白玉石碑上，做着她的针线活。1983年，北京故宫，76岁的溥杰，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在他以前的居所——故宫里。1983，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议上的学习
刘香成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他总是用摄影把生活和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联系在一起。他既拍摄了许多新闻性很强的照片，也拍下了需要长期观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照片。这两者汇集起来，将中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更丰富地展现了出来。1980，北京，中国第一位百万富翁李晓华躺在他的新奔驰轿车上。李晓华曾是一名红卫兵，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经商致富。1996，上海模特姚书轶在闹市中展示迪奥礼服，好奇的路人前来围观1996年，浙江温州，做头发的女人在打电话。这里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地方。1996年，画家黄永玉在北京的家中。他自学美术和文学，不但是“画坛鬼才”，同时还是少有的“多面手”。黄永玉的水墨画以幽默著称，画中包含对社会的机智点评。1996年，歌手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人，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曾于2006年与西方摇滚之父米克·贾格尔在上海同台演唱。成名曲为1986年的《一无所有》，这首歌深深地根植在一代人对80年代的记忆里。1997，北京，著名导演张艺谋（左）和演员姜文（右）在片场1997年，北京，舞蹈家金星在中央芭蕾舞团的练功房内热身。他被公认是中国当代舞蹈领军人物。
1997年，陈逸飞（1945-2004）。陈逸飞生于上海。是中国首位明星艺术家。20世纪80年代，他以精致的现实主义绘画成名，以此奠定了其在社会现实主义绘画中的突出地位。或许得益于刘香成贯通中西的文化背景。他1951年出生于香港，在福建度过了童年时光。十年后他回到香港生活学习，接受了英式教育。之后又赴美留学，在大学主修政治学，并接触了新闻摄影。这种“三分之一中国、三分之一香港英式、三分之一美式”的多元经历，亦成为刘香成工作和创作的优势——从他的照片里你可以看到——既不陷入外籍记者对“他者”异国情调的片面追寻，也不困于中国本土摄影师对壮观大场面的本能偏爱。2010年，湖北武汉，著名画家刘小东在画室中对着他的“缪斯”作画。2010年，106岁的周有光，中国拼音之父。1955年，周有光为汉语创建了拼音这一个罗马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极大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养。2010年 成功人士驾驶敞篷车，行驶在浦东宽阔的马路上。2011年，于卡塔尔，著名艺术家蔡国强正在为他在多哈的展览做准备。2012年，艺术家曾梵志在伦敦准备个人展览，他利用休息的时间享受古典绘画。我真想知道，但凡活在1949年的中国而葆蓄记忆的人，亦即我们的父辈与祖父辈，过了三十多年看见布列松镜头下的京沪，会触发怎样的感念？而我活在1976年的中国，正当年轻，如今完整看到刘香成这些照片，也竟倏忽过去三十多 年。在布列松与刘香成目击中国二度“解放”的两组作品中，一切已成为绝版的历史：并非仅指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中的国家事件与社会形态均被历史吞噬，不可能 重演了——1949年春，我的父亲在上海街头目击解放军入城，并在日后改建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场聆听新任上海市长陈毅作报告，当其时，父亲哪里知道有位法国 摄影家在场；而1976年深秋，我在王府井美院听取星星画展成员的讲演，又岂知几天后有位美国记者混在星星成员游行队列中，一直跟到北京市政府门前的台阶 上，从马德升身后拍摄了密密麻麻围观的人。中国有“真水无香”一说。我愿意在此就这个说法在字面上对新闻摄影理念作出自己的阐释。真水，纯净为其第一要义。气味（“香”）如何不在其要义之中。而且，如果有气味，反而有可能意味水已变质或者水不以水为第一要义，而以离开水的本意的东西使水升值，比如香水。同样的，新闻摄影照片中的事实，应该是直接、朴实的世界的本相。当然这个本相因拍摄者的视角不同而有着事实的不同面向。但是，真正的新闻摄影（“水”），不会有扑鼻之“香”，也不需要以“香”来引人注意。也就是说，不需要以外在的东西来吸引关注。新闻摄影照片是以“水”（真相）的纯粹而吸引人们的关注。能够兴起“怀旧”之心的“香”，至少在我，那就不“真”了。一张好的新闻照片，就是无香的真水。事实如同水的纯净那样无碍显现，记者经过自己的努力拨开了笼罩在事实之上的雾霭，那也许是新闻摄影的最高境界。
刘香成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曾说："伟大的影像一定是凝固了一个永恒的瞬间，让人看到了它的过去，想到它的未来。"在今天这个一台手机随手就能拍摄的"影像大爆炸"时代，为什么还要推荐收藏这套"影像中国"系列呢？没看到图书，几乎所有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但翻开图书的那一刻，一切顾虑都打消了——这是一套足够经典、绝对稀缺、独特体验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博物馆"。之所以叫"影像中国系列"，是因为五本书《壹玖壹壹》《中国梦》《上海》《中国的颜色》《昨天的中国》，通过2000余张珍贵的历史影像，直观而立体地呈现了上迄鸦片战争，下至2013年（《中国梦》出版时间）这一特殊节点的百年中国剧变。◎绝对稀缺：普利策奖得主亲笔签名；"影像中国"五卷本仅200套，售罄即绝版《中国梦》附赠作者、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亲笔签名，并且《中国梦》与《上海》两本都带附带收藏编号的藏书票。"影像中国"系列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影像，有近三分之一是首次公开披露，五本书中的大多数影像，迄今依然鲜见于互联网。
2013年前后，"影像中国"系列一经问世，即被业内奉为经典。但因种种原因，推广受限。到目前，完整的五卷本，仅能凑齐200套，之后，只能残本销售，售罄后，即全部绝版。稀缺程度，可见一斑。
文字是抽象的，文字传达的信息，需要大脑复杂加工后再具象化，因此，信息往往会变形失真。而影像传达的信息，是先具象，后抽象。先后顺序的不同，带来的体验也截然不同。
用读图的方式经历中华百年沧桑，无论书架上有多数种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这套"影像中国"都是无法替代的唯一，马英九也收藏过本系列的书，值得每个华人家庭收藏。影像类图书，除了照片质量过硬，用纸、色彩处理、制作工艺同等重要。为了给收藏"影像中国"的读者带来超预期的体验，出版社不仅对老照片采用了最新的影像修复调整技法，其中几本，为了留存住最好的表现力，更采用了目前已绝版，日本百年企业王子制纸专供顶级画册使用的哑粉纸张，做到了不计成本。打开这套"影像中国系列"——厚重细腻的手感，加上8开、12开的超大开本（约两张a4纸大小），一盏灯、一本书，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相互阐释，沉浸其中，目光、触觉、阅读交互。堪称一套可传家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博物馆"。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品鉴"影像中国"，让时光变得更久远，世界变得更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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